一个民族好谈文化，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，不是民众出了问题，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。▍革命引起观念vs.观念引起革命
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，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，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。“五四”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。反过来讲，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。文化保守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，台湾就是一个例子：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。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，五四时代“实现民主转型，必须打倒传统文化”的观念不能成立。 把文化保守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，是“五四”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。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，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，我不这么看。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，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。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，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，是利益觉醒、利益博弈的结果，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。 罗素曾有一句话：“在先进的国家，革命引起观念；在落后的国家，观念引起革命。”这话耐人寻味，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。“五四”以来，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。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，就是埋怨民众落后，总在责怪阿Q、小D、吴妈，要改造他们，改造他们的鲁镇、未庄，乃至改造社会，改造国民性，不在制度上着力，却要去百年“树人”，树新人，破旧人。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，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，如东西德。在边界线的这一端，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，建立新文化，肃清旧社会，改造新人；在边界线的另一端，对社会、对文化取保守态度，不触动、不破坏，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。再看我们，30年来，我们如果有进步，是改造文化的结果，还是制度变迁，甚至制度未变、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？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、吴妈，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？恰恰相反，是那种“改造”破坏了社会有机体，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“改造”，此后天怨人怒，方改弦易辙，再不谈改造，而是向社会让步，向阿Q、吴妈的本性让步，手一松，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！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，未庄启蒙了，阿Q革命了，才有了改革开放？门里门外、三十年前后，有这么多的对比在，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。 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，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。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源头，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。▍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
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，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，短期彷徨，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，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，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。但胡适的可爱之处、令人尊敬之处在于，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、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。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，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，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。他对民众、社会的悲悯与傲慢，既有“闰土”式的怀旧，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。他那种“启蒙”、“树人”，与“改造”话语仅一纸之隔。 上世纪50年代前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，二要计划经济，三要文化改造，再加政治激荡，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。这与“五四”的真实面貌被遮蔽，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。到了现在，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，但在文化上，厘清文化和政治、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。今天从官方到民间,为什么“文化大师”层出不穷，丑闻不断？除了那些“大师”本身有“文化劣迹”，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“五四”话语的大环境，也让这些所谓的“文化大师”钻了空子。 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，已碱化、沙漠化。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，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。历史被切割成碎片，没有连成一条线，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，事倍功半。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。社会有进步，但进步很慢，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，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。对此，我没有那么乐观，可以说悲观。悲观的一部分，是对知识界的“愤老”思维感到可悲可叹。 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，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，向下凹进去的部位，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鼓出来的部位。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，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。▍岂有文章觉天下，忍将功业苦苍生
第一，社会不应改造，传统不可切断；第二，社会传统自发扩展的结果，能够滋长起民主法制宪政，而不是反过来。反过来的路数就是“五四”的负面话语，改造社会、改造文化、改造传统，改造的最后结果，欲树立的民主自由却越来越远，改造者反过来被改造、被侵蚀。凡是“落下”部分，都是打着“社会”的旗号，与“社会”为敌，反社会，改造社会；只有向社会让步，才能让社会进步。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会自己的生长，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。知识传承、观念变革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，但很容易由此而轻轻一滑，滑向人性变革、社会改造，那真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 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、价值坚持，是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，但没理由夸大。你到一个正常社会看看，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守他们的价值立场，但自我感觉要谦卑得多，他们与大学门口修鞋、补车的人没有高贵低贱之分。我母校复旦大学编汉英大辞典的陆谷孙先生，经常到门口买报纸，报贩有事离开，他能为报贩朋友守摊子，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，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识贵族身份，端着个人上人的架子。这个“世界是平的”，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是平行结构，只有病态环境下，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才是垂直结构，要么被压制在下，要么被高抬在上，两端都不正常。当然，在病态社会，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，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，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来的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出来说几句，就是为天下代言，是社会良心。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语出宋人张载，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话，这是中世纪“政教合一”的追求，不穿袈裟的袈裟语言。一个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些话语当史料来读，但如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，那就可悲了。12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，访问紫藤庐。庐内挂了一副对子：“岂有文章觉天下，忍将功业苦苍生”，这是紫藤庐前主人周德伟留下的。周即五四时期北大人，他偏偏不喜欢北大“五四”人，厌恶林道静们的“愤青话语”。
林道静活到现在，该是“愤老”了吧？血缘不同，后来的选择自然不同。周德伟后来去台湾，成为引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进中文语境第一人，也是殷海光的引路人。殷海光经他点拨，才知道“五四”之外还有如此道理。也是周德伟给殷海光推荐《走向奴役之路》，殷海光就在紫藤庐开始翻译此书。可以说，没有周德伟，就没有《走向奴役之路》的汉译本。但到殷海光临终，还在为自己是“五四”后裔，却没有分沾“五四”光泽而抱屈。殷海光的硬骨头精神是应该继承的，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旁人难以取代的，但相比周德伟，他的思想深度还是差了一层。他到死也没有想明白“五四”式的文章功业，与“五四”之后的苍生之苦有什么背反联系。这个局限，当为我之戒，或也能与当今“愤老”引为共同之戒？正如朱学勤老师所说：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是知识传承和观念变革，并非社会和人性改造的操盘手。社会病症的复杂性，并非某一阶层的某些突发奇想就能够治愈的，知识分子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美好愿景极有可能走向乌托邦的灾难。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已经太多。朱学勤老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，亦是托马斯·索维尔在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中的反思。在索维尔看来，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将人类面临的“问题”简单归因于特定的社会机制，并用头脑中理想化的构想来改造社会，将传统智慧与文明价值断然舍去。
而且索维尔指出，知识分子的错误理念间接造成了灾难，但是他们受普通人的顶礼膜拜，却不承担任何责任。那些错误的理念也会因此被人们忽略，改头换面继续影响社会。这不仅是20世纪的历史，也是21世纪的现实。因此，索维尔认为，反思知识分子，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义务，更是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考量。北大教授何怀宏在推荐序中说：“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，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，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，还要善尽言责，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。”推荐阅读托马斯·索维尔的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。索维尔是美国著名思想家，全凭他健壮的常识、道德坚守和一份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勇气，成为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、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。这本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可以说是伪装成甜点的一道健康大餐，流畅的文笔、无懈可击的逻辑、渊博的知识，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都是一种享受。本书中译本早已绝版，因价值极大，先知书店特少量复活，感兴趣的读者，可识图扫码，一键收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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